我们是1961年9月入学的，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，贫穷和饥饿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生存问题。我还记得大学报到时的情景：一个铺盖卷，几件打补丁的衣服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。有好几位同学是赤脚穿着草鞋扛着铺盖来学校报到的。学校及时发放了助学金，送来了棉衣被褥和布鞋，每张床铺上了厚厚的稻草褥子。记得郭院长给我们作报告，说大学生精贵得很，是国家的宝贝，一百多个农民在养活一名大学生。于是，我们下定决心，不辜负人民期望，好好读书，毕业后报效祖国，改变我们贫穷的命运。
　　我们是文革前最后一届毕业生，幸运地接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。记得有一次在实验室看老师演示55型电传机，老师说更新型的电传机等待着我们毕业后发明改进。在电子电路课上，朱宏岳老师的话让我记忆深刻，他说：“一个三极管甚至一个小小的电容器，要钻研进去，改进它，都需要扎实的基础知识，甚至需要花费你一生的精力。”在网络分析课上，李正镛老师以几个基本公式用逻辑思维推导出几十个公式。在市内电话课上，张云麟老师用交换机的一个时延继电器说明关键问题解决了，其他问题也迎刃而解。钟钦文老师课堂上洪亮的声音令我们印象深刻，我们怕他太累，他说要让最后一排同学能听得清课。课后，他悄悄到礼堂边的小卖部买一碗没有油水的牛皮菜填填肚子。当时风华正茂的郭院长在自家院子种了菜，亲自浇水上肥，菜长大了，他让师傅挑到学生食堂给同学们吃，我们知道后非常感动。
　　1965年毕业后，我们奔向了祖国四面八方，华北平原、东海之滨、西北大漠和西南山沟里都有我们的身影。许多同学在开发、研制、设计、制造、运行和管理上取得了优异成绩。我们经历了十年动乱的风风雨雨，也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，我们参与并见证了通信技术一代又一代翻天覆地的变迁。从模拟3路12路载波到如今万路万门数字交换和移动通信。不管白发增添多少，我们都念念不忘母校简朴、奋进、求知、求实的优良校风,+铭记着学校老师对我们的嘱托和期望。青春年华虽已逝去，但我们欣喜地看到，作为中国数字通信之源的母校培养了更多更加优秀的年青人，我们相信，我们母校的教育和科研事业伴随通信行业巨大发展将更加辉煌。（1961级有线系校友 尤启伟）